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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沽旧事 老天津的犄角旮旯(三百零八)  

2014-12-04 21:16:52|  分类: 历史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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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仓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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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私立第一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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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蒙养院
 天津最早的私塾
  蒙养教育(即现在所说的启蒙教育),是天津明清时期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办学方式有“义学”、“五经馆”、“私塾”等几种形式。
  “义学”又叫“义塾”,是地方宗族设置的学塾,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基本上属于普及性、义务性的初级教育。学塾的规模和设备都比较简单,办学的经费开支一般都由各个衙门拨给。学塾对家境贫困无力上学的农家子弟,除给书籍文具外,还免去学杂费等,以鼓励孩子们上学。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义塾”又分为“总塾”和“分塾”(“分塾”也叫做“散塾”)。“总塾”和“分塾”的区别在于“总塾”收教基本上已经能够做应试作文的学生,“分塾”收教幼童。
  当时天津的“总塾”有五处,分别为崇正、崇敬、崇文、会文、兴让;“分塾”有二十处。隶属于天津长芦盐运使者管理的有十塾,分别为务本(韦驮庙)、广业(土地祠)、修道(谢公祠)、集益(节孝祠)、养蒙(延生社)、兴仁(三取书院)、约礼(火神庙)、正谊(帝君庙)、尚志(南阁)、博文(保并堂旁);隶属于天津海关道的九处,分别是崇德(三义庙)、崇术(盐坨双庙)、崇道(稽古寺)、崇仁(涌泉寺)、崇训(火神庙)、崇化(天齐庙)、崇礼(贡院)、崇本(福德寺)、崇业(慈航院);隶属天津府的只有一塾,就是兴仁(贡院)。
  义学的总塾与分塾之间,在招生和考试的时候,都有一定的名额限制。一般情况下,每年进行两次考试,应试的文童,讲学者,也就是考上上一级学校的学童,名额掌握在三到六人。对于有志向上的学生,还可以考取辅仁、问津、三取等高一级的书院继续求学,以达到功成名就的目的。
  义学初设的时候,是由官办的,所以称为“五经馆”。当时的天津有“五经馆”六处,分别是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天津道李发甲建立的四馆,“一在西门内城惶庙东,一在河东,一在东门内,一在北门内大仪门口”。据《天津县新志》、《天津政俗沿革记》、《天津府志》等史书记载,以上四馆,“有学田共地五顷一十一亩有奇,收租分给四馆”。其余二馆,一在东门外南斜街,由盐道彭家屏1731年(雍正九年)设立:一在万寿亭后,由盐院郑禅宝1729年(雍正七年)设立。
  五经馆老师的束修,也就是现在的薪金工资,由盐道公费项下支付。
  据现在有史料可以查考的,除去官办的义学以外,天津也有私人办的义学。当时在天津办义学的就有赵宏燮、靳连、郦延本、张延琛、李春城、杨一昆等人。
  “私塾”最早是由私人建立的蒙学。私塾办学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有钱人家聘请老师到自己家里设立“专馆”,专教自己和亲属的孩子。也有几家合伙请一位老师,实际上也是属于“专馆”的范畴。“专馆”对老师的要求比较高,除平时供给食宿,按时发给束修外,逢年过节再额外给一些钱财礼品。另一种是叫做“散馆”的私塾,是由教师自己开办的,招收来自各个方面的学生,教授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学生。这种“散馆”大多数都分布在天津老城厢内外或者居住相对集中的地方。“散馆”招收范围很广,年龄大小不等,因此“散馆”的学童数量也都多于“专馆”,但其规模都较小,办学的条件一般都比较差,老师的收入也极其微薄。在“散馆”读书的学生,是要按月或者按季向老师交纳学费的,至于多少,依学童的年龄或者学习程度决定。
 六十年前天津私塾
佚名
   今生再逢丙子,60年前。上一个丙子经历的事、还如在眼前。
   当时我住在出生地天津。我出生在“九·一八事变”那年,按理该到“七七事变”才能上学。母亲大概盼子成才心切,也许是嫌我在家中碍事,民国二十四年,岁在乙亥,就把我送进了私塾。私塾就设在我们胡同。老师和师娘平日出来进去我早见过,老师又瘦又干,终年只穿两件衣服,春夏秋是毛蓝布大褂,黑布帽翅,家做礼服呢圆口布鞋。大褂旧的,帽翅毛了边,鞋后跟加了皮掌。冬天黑布棉袍,还是那个帽翅,外边加了个将军盔,脚上换了双像茶壶套大小的“老头乐”。师母年轻,穿得也讲究,线哗叽裤褂镶着宽花边,脚上一双绣花鞋。
    私塾共三间房,两明一暗。明间沿着东、南两墙面曲尺形放着司长条桌,条桌后坐着十来个学生、迎门正中放着八仙桌,老师带着老花镜坐在桌旁监视。西墙中间挂着门帘,师娘坐在里屋炕头抽烟袋,一双绣鞋从门帘下伸出。不时尖着嗓子发布命令叫老师掏钱,派学生去替她打油买醋。
    不分年级,只分“大学生”、“小学生”。大学生念《论语》、《孟子》、《大学》,小学生念《三字经》。不上集体课,一律单人教授。入学头一条,给“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牌位和老师磕过头后,老师叫我站直身,打开《三字经》念道“人之初”,我跟着念三遍“人之初”,反复如此三遍,老师又一直靠桌后的板凳说,“做到位儿上去念熟,明天给我背,背不上来打板子!忘一个字,打一板子!”    从此每天来就学三字,老师只领着念,并不讲解。学生来了,就坐到位上念书背书。背和念都要扯着嗓门喊,声小老师就问:“睡着了?”同时就给脑袋上来一戒尺。挨打的叫声和读书声连成一体。整个教室就像癫蛤蟆吵坑:“哎呀人之初啊姓本善,性本善哪性相近,性相近哪习相远…… ”哎呀其为人也孝弟,也孝第呀而犯上,而犯上者鲜矣……对念着念着只听得啪的一声,老师用戒尺打一下桌子,然后推向学生。指到谁谁就拿着书走到八仙桌前。把书放在桌上,转过身去背昨天上的书。背得顺溜,老师再往下教一句,课就算上完;背不顺溜,老师不动声色地说:“伸出手来。”学生把手伸出,展平,像等着接糖果那样一停在半空等着,老师高举戒尺,猛打下来,只听啪的一声,学生条件反射地缩回手,在裤子上蹭一下,再伸出展平,迎接第二次打击。
    我入学不到五天就尝到这股滋味。那天我背完.“苟不教”三字,再也想不起后边课文。就反复背“荀不教,荀不教……”老师倒是提醒了一下“性,性什么”我心想狗都不叫了,还想得起姓什么,老师见我发呆,就说;“伸出手来!”头次挨打没经脸,刚伸出手,见他板子往下落,吓得又缩了回来。板子一落在了老师自己腿上。老师大怒,叫道:“混账!你敢躲?再加一板!举起手来,己住,躲一回加一板,我叫你躲!我叫你躲!”
    总共挨了几板已记不清,手被打得又红又肿,也只能咬牙忍受。第一次体验到人类的凶残,尝受到被欺凌的滋味,在小小心灵上留下的创伤是终生难忘。从那时起我看到人类社会冷酷无情的一面。
    回家后母亲见我眼睛哭肿,问出了什么事?她把我的手拉过去看了一看,先哎哟一声,随着又板着脸对我说:“咳,谁叫你不把书背熟,以后看你还贪玩不贪玩!”说着她流下泪来,我吓得跪下说:“妈,您别生气,我以后好好念,好好念……”从此再挨打就尽量瞒着。但随着时间增长,对私塾这个小世界有了进一步认识。同学们告诉我,老师打人有两个标准,一是打小的不打大的,大学生对师娘有用,十年不断在帘后发令“铁蛋,给我买一把水萝卜去。卖菜的正好在门口吆喝呢!”“大牛,锔锅匠来了,把窗台上那只破碗拿去锔上。”大牛、铁蛋挨了打,就没人给师娘干活了,就得老师自己去干。二是专打穷孩子,家庭富的,一年三节给老师送的礼物贵重,平时也断不了把鲜鱼水菜送来请老师尝鲜。这样人家的孩子,别说背不出书,就是把书撕烂,老师也只说一句“看我不告诉你妈揍你!”自己绝不动手。我经过观察,证明所说不错,就回家告诉妈妈,我妈说“这就更该长志了吧!没本事没钱,长多大都得受气!” 若是只挨打,即使为了不叫母亲失望、我也会念到“子曰学而时习之”的。可是在丙子,年正月里出了件祸事:
    私塾已过正月里就开学,教师屋里没火,冻得我总想撒尿。一上午只休息一次,中间上厕所先喊“禀报”老师点头后再领竹签,拿到竹签草有权拉屎撒尿。但只有一个竹签,前一个学生每回来,后一个就得憋着。可学生们拿了竹签都趁机在外边玩一会,后边的人就憋得两眼发绿。我举了三次手,老师都把竹签给了后举手的人,连看我一眼都不看。实在憋不住了,见者师进屋跟师娘说话,急忙从桌子下面钻出往厕所跑。岂知老师背后有眼,我刚跑出没两步,被他从身后揪住了头发,同时脸上就挨了个大嘴巴。老师怒喝“上外边跪着去!”
    正月下了场好大的雪,院中积雪有半尺厚。跪在雪地中,听见屋中老师在教学生念“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高,在止于至善……”心里一阵阵收缩。待老师想起外边还跪着个人,大声喊:“那尿裤子的孩子,进来吧!”我的裤子已冻在雪地上,想爬也爬不起来了。老师见我没进去,怒吼道:“哼,还耍性子,那你就跪着吧,多咱进来我多咱揍你!”最后是有同学到我家送了信,我娘跑来把我从地上拉起抱回家的。出门时对那老师喊了句:“你势力眼,我们不念了!”
    那一年正是丙子,我不满五周岁,距今已经整六十年了!  
    此事记得清楚,还因为后来又做过一次复习。“文化大革命”中蹲牛棚,造反派英雄们命令拉屎撒尿要先报告后领竹签,领不到竹签无权入厕。别人都不习惯,我却颇能适应。只奇怪革了几十年命,又革回去了。
 河北私立济生小学
锦衣卫桥
    在天津众多的私立学校中,有一座规模和名气都不大的小学,因其招生对象主要是贫家子弟,被世人誉为平民学校。它就是座落在河北区安徽会馆后街的济生小学。
    济生小学的创始人为近代天津著名教育家郑济唐。郑济唐名朝熙,字济唐。1878年生人,卒于1956年。因一生投身教育事业,有“北方教育三杰”之誉。1912年他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并出任校长一职。1920年,他破例聘请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邓文淑(即邓颖超)和汪贞儒为该校第一批女教师。1933年他在天津教育局任督学处主任,兼任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师范部实习课指导教师,在女师附小(后改为河北区西箭道小学)进行各种教学的试验,在这个时期,他创办了天津私立济生小学。
    济生小学设在安徽会馆后街的一所宅院中,虎座门楼,青石台阶,门两侧有抱鼓石一对。校院为前后两跨院,后院居中有一二层小楼,雕花扶梯走廊,站在走廊上。对面安徽会馆的景色一览无余。该校共设七个班,教师不足十人,都是五十开外的老人,这些老教员和蔼可亲,学识渊博,很受学生们的尊敬。最令人佩服的当属杨居实老师,据说他早年留学日本,他一人身兼体育课、美工课、音乐课的教学,还兼任学校校医室的校医。
    学校的学生都来自附近的贫家子弟,有近一半的学生是三岔口一带船民的孩子,这些船民的孩子最穷,并且常年居住在小渔船里,冬天海河封河后才能在河坡上或桥下搭一席棚过冬。学校对这些孩子非常关心,时常嘘寒问暖,甚至捐些衣物帮他们过冬。
    笔者小学生涯就是在济生小学度过的。有一件事令我终身难忘,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庆祝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学校安排各班排练节目参加中山路上的“庙会”演出。杨居实老师安排我到校医室去背台词,不小心将墨水洒到了雪白的床单上,吓得我大哭起来,同学们赶来安慰我,但看见白床单上的墨迹谁都无计可施。杨老师闻讯赶来忙说不要紧,仍止不住我的哭声。此时,只见杨老师从书架上取下画板,用笔蘸着桌上的墨迹,只几下就在床单的墨迹上画了一幅腊梅图,那嶙峋的山石,那苍虬的梅枝,那火红的梅朵使在场的每个同学都惊呆了,继而爆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后来这幅墨色淋漓的床单被裁下装到镜框中,成了杨老师得意的即兴之作。
    济生小学在天津解放后改为三区二十一小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改为金钢花园小学。在“大跃进”的年代,该校和安徽会

馆,一并拆除建起了一座合成橡胶厂(即现在天津乳胶厂)。现在工厂的正门处即是安徽会馆后街的入口处。(感谢张绍祖老师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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