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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沽旧事 老天津的犄角旮旯(三百一十六)  

2014-11-30 22:00:42|  分类: 历史回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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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沽旧事  老天津的犄角旮旯(三百一十六) - 江雁玫瑰 - 江雁的博客

 

津沽旧事  老天津的犄角旮旯(三百一十六) - 江雁玫瑰 - 江雁的博客

 

李鸿章与天津电报总局

葛培林

       天津是我国近代电报事业的发源地。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在兴办军事工业,筹办海防的同时,为了使通讯工具适应军事的需要,也筹划兴办电报事业,发展近代通讯工具。为此,创办了天津电报总局。

  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李鸿章从军事需要出发,借天津鱼雷学堂外籍教习贝德斯的协助,在大沽、北塘海口各炮台间架设电报线直通天津,长约64公里,在当年五月便开始使用。

  上述电报试办成功后,李鸿章便于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1880年9月16日)上奏清廷,以电报有利于防务,便利通讯为理由,建议敷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使南北信息灵通,特别从军事方面论述了架设电报线的重要意义:“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①他又以中俄伊犁交涉情况为例指出:曾纪泽从俄国发电报到上海,数万里外的消息,只需一天,便送到了交涉的内容;而从上海转送到北京,因无电讯设备,用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上海至北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如果遇用兵之际,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兵船在海上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扣神速。这表明电报在军事上和洋务交涉中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李鸿章进而又说:“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现在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②另一方面,英、法、美、德等国公使,为了便于对中国的侵略,纷纷要求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李鸿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若中国不亟自为,无以杜外人之狡谋,保我自有之权利。”③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项建议。这种自行兴办近代电报来代替古老的驿站传递信息,加强国家防务能力的办法,是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要求的。是一种社会进步之举。

   在津沪电报线架设期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襄理局务。同时在紫竹林(今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东部一带)、大沽、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各设分局。自光绪七年三月(1881年4月)开办,同年十月(11月)竣工,安设电线经费共用湘平银十七万八千七百余两。此项费用先由北洋军饷筹垫,准备在建成后,再招集商股,仿照轮船招商局章程,分年缴还官款,采用“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

  光绪八年(1882),盛宣怀、郑观应邀集商人筹议章程,试招商股。自光绪八年三月初一日(1882年4月18日)起,将电报局改归官督商办企业。但“初创电线,绵亘三省,地段甚长,非官为保护不可。线短报稀,取资有限,非官为津贴不可。”④具体的措施是“除由商于光绪八年三日六日(1882年4月23日)按期缴还官本银六万两外,五年后分年续缴二万两,按年缴五千两,免其计息。其余不敷银两,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出使各国大臣,如寄洋务,军务电报,于信纸上盖印验明转发,是谓头等官报,应收信资,另册存记,陆续抵缴,按年核明汇报。俟此项抵缴完毕,别无应还官款,则前项官报亦不领资,以尽商人报效之忱。”⑤但在津沪之间,为保护电线而设的各讯兵弁,马乾口粮及汛房修理费,每年约支湘平银一万一千两,自光绪八年三月起,仍请由淮军协饷内开支,五年后电报局如能立脚,此项亦归电报局自行筹给。此外,章程订明以后兴办电报支线,均归津沪电报局办理,不另设立门户,即规定给予电报局架设国内电线的专利权。

  津沪电报开办后,盛宣怀主持天津总局,上海分局由郑观应任总办,候选主事经元善、国子监学政衔谢家福任会办。光绪八年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其主要投资人就是盛、郑,经、谢等人。经元善在后来追述电报局在光绪八年为归还官款,筹集私人资本时,盛宣怀曾指定他投资一万两,盛宣怀则以家族亲戚名义拥有九百股。至于郑,谢的投资迄今不知其确切数目,但据1882年4月22日《捷报》透露,电报局的主要股东就是“上海分局的经理”。估计他们的投资也占相当数量。

   天津电报局架设的第二条干线贯穿于苏、浙、闽、粤四省。据李鸿章在上清廷的奏折(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即1883年1月16日)中指出:它起自江苏省苏州府,经浙江之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之福宁、福州、兴化、泉州,广东之潮州、惠州二府,以达广州,共约五千六百五十里。适应国内贸易的发展和广大商人的要求,这条电线所经之处,均为比较重要的商贾码头城市。因此,它对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津沪电报线全长三千里,计动支经费十八万两。而架设苏浙闽粤电报线,因“道里加倍,约需费四十万两,应设分局,分栈,恐尚不止加倍,经费必须宽筹。电局收支款目,皆系洋款,现拟并连津沪电线,通集华商股本英洋八十万元,即以一百元为一股,由局刊发股票给执。惟招股必宜先尽旧商,如旧商无力再听新商入股。”⑥光绪八年十月开始集股,声明在额定资本八十万两中,扣除津沪线原有资本八万两及该项股本官利银八千两,以及续增保定、大沽、扬州各支线等综合统计,共为成本银十六万元。因此,新招股本为六十四万元,合成八千股,规定官利一分,余利按年结账另定。这时恰逢上海发生金融风潮,使招股活动遇到重大困难,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才集得五十万六千余元。其中包括盛宣怀私挪金州煤矿股金二十万元。苏浙闽粤线从光绪九年一月兴建,由浙江动工,自北而南逐节架线。同时在经过各商业城市时,还展设绍兴到宁波、南浔到湖州,同安到厦门以及广州到梧州四段线路,共计六百八十五里,都在光绪十年春夏之交完成。于是,电报总局遂从天津迁移到上海,仍由盛宜怀任督办,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祸为会办。

   另外,光绪九年六月(1883年7月),总理衙门为方便京城对外联系,示意李鸿章将电线从天津展设到北京通州。于是长约一百八十余里的津通线遂于同年建成,并于八月十八日(9月18日)投入使用。到年底,总理衙门又要求将电线直接架设到北京城内,由通州到北京安设双线,一条引入总理衙门,专作官用,另一条择地安置,供民间使用。

   当津沪、苏浙闽粤、天津至通州以达北京的电报线架设之前后,两江总督左宗棠奏设长江电报线以通武汉,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设广西电报线以达龙州。李鸿章又于光绪十年四月二十四日(1884年5月18日)上奏清廷,以加强防务为理由,提出津沽北塘至乐亭、昌黎、山海关、营口、旅顺等地,都是北洋沿海防务要地,各该地都驻有防军,为迅速传递军情,亟需架设电报线。但全线二千余里,仅营口一地商业较为繁华,其余地区都系军事要地,无法招集商资架设,而全线所需银估计在十余万两,北洋一时也无款可筹。他请求分段分期举办,先从北塘至山海关约四百余里,依沿海路径架设单线一条,所需经费三万余两,在北洋海防经费项下拨支。到八月间,李鸿章又以山海关到营口,营口到旅顺分为两段,计程一千五百余里,分别动工,所需经费十万两,奏请动用浙江典商原领练饷制钱之余款七万九千余两,另由长芦欠解奉饷内提银二万两,作为安设电线的开支。于是从天津至旅顺口,全线建成,设总局一处,分局、栈房十四处,日常经费由北洋海军供给。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成了一个电报网。

   电报的建立,使军事,商情信息瞬息可通,并且取得了成效。据光绪十一年八月十五日(1885年9月23日),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指出:“南北官报、商报瞬息可通,成效立见。五年以来,创设沿江沿海各省电线,绵亘一万数千里,国家所费无多,巨款悉由商集。适值法人起衅,沿海戒严,将帅入告军谋,朝廷发踪指示,皆得相机立应,无少隔阂。朝鲜两次内乱,遣兵保护,克日奏功,中国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神速者。其京外一切要政,及与出使大臣往来问答,莫不朝发夕至,海外直若户庭。”⑦五年以后,李鸿章对他兴办的电报事业更为得意。对此,他在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日(1889年11月24日)上奏清廷中指出:“窃维中国电报创造未及十年,现已东至东三省,南至山东、河南、江苏、浙、闽、两广,缘江而上至皖、鄂,入川、黔,以达云南之极边,东与桂边相接,腹地旁推,交通几于无省不有,即隔海之台湾,属国之朝鲜,亦皆遍设。”⑧电报事业的兴办,是有利于国计民生,并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官督商办下的电报局,首先有利于清朝统治。正如李鸿章所言:“溯自电报创设以来,实在功效,在官者多,在商者少。商报无几,费用不资,股商无力赔累。”⑨这样,官督商办下的电报局,“官方”往往侵夺商股的利益。电报局规定:从官督商办起,“以商局应收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出使各国大臣洋务,军务头等官报费划抵,俟此项抵缴完毕,别无应还官款,则前项官报亦不领资,以尽商人报效之忱。”⑩结果造成“官报日多,则商报日少。盖发报定例,次序官先商后,故商报必迟。惟其愈迟,故生意愈少。所收商报费有限,实属赔累不堪。”⑾这也是清政府轻视商业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

   总之,电报事业在中国的兴办,有利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这一近代通讯事业的发展,削弱了它应起到的发展经济、加强国防的作用。尽管如此,但它作为近代通讯工具在十九世纪八个年代的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中国出现,从生产力角度来说,有其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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