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日军过桥
抗日战争期间，“万国桥”曾阻断了日本军队过桥，为中国军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后的第十天，即7月17日，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决定调集40万日军攻打中国军队，全面开始侵华战争。7月26日，日军攻打北平的军队已增至10万人。当时，日军打算从热河、华北和朝鲜分3路向北平进攻。同时，另有从日本国内调来的第五师团配合海军进攻天津。面对疯狂入侵的日军，驻守北平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及其他部队广大官兵不敢有丝毫懈怠，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当时的天津战局表面上看去很平静，实际已剑拔弩张。日军将其设在天津的租界作为大本营，且将天津视为重要的航运码头。在当时，水上航运可由天津万国桥桥头直达日本的各个港口，日军进犯中国华北，由本土运往中国的军队和物资都必须经过天津。这样看来，天津，尤其是万国桥桥头，对于交战双方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时天津守军兵力很弱，受《辛丑条约》的限制，当时天津市内不允许驻有中国军队。虽然1935年张自忠将军调了部分兵力驻守天津，但实际上守卫在天津地区的兵力仅有2个旅和1个手枪团。
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1937年7月29日凌晨1时，天津抗战的枪声在整个市区打响。日本兵营、日本飞机场、天津总站、东车站（今天津站）都湮没在炮火硝烟中。
日军的援兵沿着海河南岸向万国桥冲来。假如援军冲过了万国桥，攻击东站的中国军队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攻势也将立刻被瓦解。然而就在这时，万国桥中跨之上的桥面在尖厉的警报声中徐徐开启，桥头处用沙袋垒起的工事上架起了机枪——连法国人都难以忍受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恶行，驻守法国租界的法国军队以保护本国租界的名义，拒绝日军通过。这让攻击东站的中国军队赢得了时间。激战两小时后，日军被逐出东站。在此驻守的中国军队不仅赢得了攻打东站的胜利，还能抽调出一部分兵力去增援兄弟部队。
海河一战，给侵华日军一次迎头痛击，延缓了他们进攻北平的时间。见证抗日志士被捕抗战时期，天津两位著名的报人——生宝堂和刘髯公，都是在万国桥上落入日本特务设下的陷阱，最终死于日本特务机关的酷刑折磨。
1915年，法国天主教神职人员雷鸣远在天津创办了《益世报》，该报在大是大非面前，总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加以评论，深受读者的好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野心昭然若揭。《益世报》大胆揭露日寇罪行，大量刊登各地抗日新闻，同时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团结起来，共抗外敌。《益世报》的报道让盘踞在天津日租界的日本人非常狼狈。1937年8月，生宝堂先生接任报社经理后，率领同仁继续对抗日本强权，大量刊登各地抗战新闻和爱国文章，而且拒不刊用日本同盟通讯社的稿件，甚至在日本当局严禁《益世报》在市区发行后，仍派人把报纸偷运到海河南岸的英、法租界去零售。
《益世报》不屈不挠的精神激怒了日本侵略者，他们决定除掉这份报纸，除掉生宝堂。终于有一天，一群日本特务以土匪绑票的形式劫走了生宝堂。生宝堂在日本宪兵队受尽严刑，被活活折磨致死，《益世报》被迫停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另一位著名的报人刘髯公，在相同的地点，以相同的方式，也遭遇了日本特务的毒手。
刘髯公于1923年创办了《新天津报》，随后还创办了《新天津晚报》和《文艺报》等5种报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鲸吞中国东北，刘髯公运用他所有的报纸和刊物宣传抗日救国。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刘髯公愤然以停刊示怒，他在《新天津报》上发出号外，向天津父老告别。日伪政府试图收买刘髯公，但刘先生不但不为所动，还把日本当局派来的信使斥骂了一通。这惹恼了日本政府，终于将刘髯公绑到了宪兵队。面对残酷的刑讯，刘髯公始终以训斥和咒骂回击日寇。虽后经家人及亲友多方取保，刘髯公被允许接回家中“养病”，但由于刑伤过重，伤及内脏，不过半年时间，刘髯公即抱恨而去，年仅45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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